近十幾年來，便宜但有效并且難以被替代的廉價藥正在逐漸從市場上消失。一藥難求的情況下，黃牛做起了倒賣生意。近日有媒體報道，一盒治療罕見的嬰兒痙攣癥的注射用促皮質素（ACTH）正常零售價只要7.8元，但在很多家醫院卻難覓蹤影，而“黑市”上的售價竟超過了4000元，即使是這樣的“天價”，由于藥品本身的稀缺性，也仍然不容易買到。

其實，廉價藥出現“藥荒”已經不是新鮮話題。早在5年前，我國就出現過“救心藥”魚精蛋白缺貨現象。而在今年的4月，成都某風濕性心臟病患者在入住醫院等待手術的過程中。醫生卻告訴她，因為缺少名為魚精蛋白的藥，手術沒法進行。可想而知，在這種情況下，“等藥救心”的患者是何等焦灼。

廉價藥每年消失幾十種

今年年初，山東濟南市民張女士的孩子因鏈球菌感染，需要定期注射一種名為“注射用芐星青霉素”的一種長效青霉素，但濟南的多家大醫院都沒貨。而在全國多地，這款廉價藥也頻頻告急。

據了解，長效青霉素是一種粉狀制劑，也是目前公認的預防鏈球菌感染、減少風濕熱復發及風濕性心瓣膜病等特效藥。專家介紹，“長效青霉素”注射液是一種常用、便宜、臨床上不可缺少的長效藥，我國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開始使用。由于價格低廉，療效明顯，深受患者青睞。然而，長效青霉素、硫酸魚精蛋白注射液、他巴唑、放線菌素D等這些疾病或手術中常用廉價藥正逐步斷供、消失，導致一些患者經濟負擔加重，甚至面臨用藥危機。

近年來，廉價救命藥臨床短缺并非個例。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，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、中國醫藥企業家協會會長于明德曾表示，廉價藥品正在以每年幾十種的速度消失。

2011年，一項對全國12個城市42家醫院臨床用藥情況的抽樣調查顯示，在基層醫療機構，國家和地方增補的基本藥物一般有500多種，而醫院廉價藥缺口已高達342種。其中，212種藥的價格在30元以下，130種藥價格在10元以下，10元以下的短缺藥中，5元以下的藥品占了69%，3元以下的占42%。

由于廉價藥的中標價被一降再降，當便宜到沒有利潤乃至虧本時，等待它的命運就是自動停產或者改頭換面。

換“馬甲”變“新藥”價格攀升

在政府招標過程中，一般而言，招標的原則是“低價優先”，在質量差不多的情況下，誰家價格低，就用誰的。如此一來，小企業以犧牲質量來壓低競標藥價，大企業出于對品牌的保護拒絕“以次充好”，劣幣驅逐良幣，結果是不少大企業反而在廉價藥的生產中敗下陣來。

有業內人士認為，在招標過程中，小的企業惡意競爭，有意降低價格，使得中標價格沒有最低，只有更低，所以在這種狀況下，一些廉價藥中標就非常低，遠遠低于成本價，這就使得企業沒法繼續生產了。武漢市某醫院藥劑科科長沈君華（化名）直言，因為成本上漲，中標藥企放棄生產或向醫院斷供的例子越來越多。

面對微薄利潤，甚至無利可圖的廉價藥，廠家出于市場本能通常面臨兩個選擇：要么淘汰，要么“研制”新藥。同一種藥，換個名稱，換個包裝，換個批號，身價就可以翻上幾倍甚至幾十倍。

對于藥企，藥品生產許可證號是寶貴資源。一種新藥要獲得國家批準通常需要3年。一些藥企出于利益驅動，干脆給廉價老藥換上新馬甲，如此一來，一些廉價藥脫掉“廉價”的外衣，在“改良”幌子的全新包裝下，一種“換湯不換藥”的所謂新藥重出江湖。而這每一次“蛻變”，都意味著價格的飆升。以消炎藥為例，從四環素到阿莫西林再到頭孢的蛻變，與之緊隨的就是價格從幾毛錢到四五元錢再到二十多元錢的攀升。

2014年，國家藥審中心接受新的藥品注冊申請8868個，其中不乏舊藥換新裝的虛假申請。2016年年初，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嚴斥“審批”名目下五花八門的所謂“新藥”：“還不是為了漲價？！”

漲價并非廉價藥“新生”之道

今年4月，國家衛計委等八部委聯合發文，明確“取消最高零售限價，讓廉價藥生產企業能夠根據藥品生產成本和市場供求狀況自主定價”。此后，國家發改委發布《發改委定價范圍內的廉價藥品目錄》，取消530種藥物的最高零售價。這一系列新規的出臺，給廉價藥漲價亮了“綠燈”。那么，問題來了，提價能讓廉價藥迎來“新生”嗎？

有藥企相關負責人認為，之所以出現廉價藥短缺的情況，主要原因是因為“價格太低”，而隨著原材料、人工、物流等成本的上升，一些廉價藥生產成本逼近售價，因此企業不得不停產，解決之道則在于“提價”。然而，對于提價拯救廉價藥的做法，也有藥企負責人持不同的看法，認為雖然廉價藥漲價是一種保護性措施，但在目前高價藥風行的狀況下，廉價藥依然很難生存。而且，按照目前的定價標準，就算漲價，對于生產企業的利潤而言還是杯水車薪，讓其重回患者手中難度不小。

其實早在2006年至2008年，北大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史錄文曾受國家發改委的委托，就短缺藥品情況做過調查研究：從實際情況看，一些藥品之所以短缺，并不完全因為價格低。有的是因為非常規、用量小，有的是因為毒副作用大，有的是因為生產要求高。分析認為，對于短缺藥品，如果不加認真分析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一味提高價格，很可能保護了落后藥品，保護了落后企業，對醫藥產業不利，對群眾健康不利。

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胡善聯也撰文指出，保證藥品的生產、供應、使用，需要有系統的政策性保障措施，而不僅僅只是管理價格的問題。一方面，國家要進行宏觀調控；另一方面，也要用市場的手段促使政策發揮出作用。

政府應出手建立儲備制度

建立廉價藥國家儲備庫已經成為不少專家和業內人士的共識。福州市第二醫院副院長林紹彬建議，國家應該建立一套廉價特效藥的儲備制度。對承擔廉價藥生產的企業在國家專項資金、銀行貸款、稅收等扶持政策上給予傾斜，讓這些企業有足夠的利潤空間，從而保質保量完成生產。

同時建議在廉價藥的生產質量、數量環節上進行有效監督管控，也讓廉價藥能夠根據市場需求進行有序生產，確保供應不斷檔、不過量；并建立廉價藥專供渠道，打擊藥品多手轉讓、層層抬價和廉價藥壟斷等經營不良現象。

也有專家表示，國家必須像對糧食一樣，保障廉價、必備藥物的生產。對于一些臨床必需的廉價特效藥品，建議由政府指定藥廠生產，在稅收、資金等方面給予廠家一定的政策傾斜和財政補貼，保障合理利潤，調動生產積極性，保證廉價特效藥品的穩定供應。

的確，企業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目的，政府則天然負有保障民眾生命與健康的職責。正因為如此，在不少傳統廉價好藥因為市場原因出現缺貨情形下，政府有必要通過有形之手實施調控，保障市場供應，讓廣大患者能夠購買到、使用上傳統廉價好藥。